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钟觉民(1954届毕业生):耄耋之年尤忆恩师

核心提示: 1954年,我毕业于北京路小学。虽至耄耋之年,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,但母校对我产生重要影响的两位语文教师,却依然印象深刻。

忆 恩 师

           钟觉民

钟觉民

1954年,我毕业于北京路小学。虽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,但母校对我产生重要影响的两位语文教师,却依然印象深刻。

我的第一位语文老师是郝继桂,一直跟班到四年级,她留着短发,谦恭和蔼,很有耐心。记得我曾经写过一篇《记运动会》的作文,那时并不懂怎么写作,只是流水帐式的写下去,写满了好几张纸。作文发下来了,我喜出望外,居然得了九十分。老师只改了几个错别字,其它改动很少。课后,老师拿一篇报纸上的文章,叫我回去读。老师说,“参照修改自己的作文,文章越改越好,改完交给我。”不久,老师在课堂上讲评了我的作文,还表扬我修改的认真。

这次作文批改,不仅激发了我学语文的兴趣,竞还萌生出从文的理想,实非所料。三十年后,在一次教学研讨会上,我以此为例,深有感触地说,我的老师很高明,因为他懂孩子的心。孩子们都想写好作文,都想得高分。他就因势利导,把孩子们的作文当成他们的心,百般呵护,生拍挫伤,尽量多保留、少修改、给高分。老师的教法,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,保护了孩子们的自尊心,增强了作文的信心,激发了作文的趣味。

五年级的时候,我们的语文老师换了。

开学第一天,班里静悄悄的,大家的眼睛紧盯着教室门口,等待新老师的到来。铃声响过,走进一位戴眼镜的男教师:中等个,瘦脸庞,薄嘴唇,目光犀利,表情似乎严肃。“挺厉害吧?”我不由得心里嘀咕起来。老师走上台站定,眼睛扫视着大家,温和地说:“我叫仇铄民”。话音刚落,便转过身去,在黑板上工整的写下名字。他指着“仇”字说,这个字当姓用的时候,读作“qiú”,不读“仇恨”的“chóu”,请不要叫我“chóu”老师啊。同学们哄堂大笑,教室里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,充满了欢乐。唯仇老师并不笑,只是抿着嘴唇,唇角处仿佛藏着一丝笑纹。

我们很快的喜欢上仇老师了。他风趣幽默,知识渊博,好像满肚子都是学问,我特崇拜。有一天上课,仇老师拿来一本书饱含深情的读了邱少云的故事,许多同学都感动的哭了。老师说,这是本好书,写了许多志愿军英雄的事迹,你们都要读读。放了学,我急忙去书店买了,并包上书皮。这是我生平买的第一本书。可惜后来不知被谁借走,再没归还。每当想起这件事,都会情不自禁地怀念这仇老师。就从那时起,我便养成了一个与日俱增的嗜好:逛书店。每当去外地出差,也总不忘找书店买本书看。退休后,读书是我唯一的娱乐。

时光荏苒,转瞬既至耄耋之年。每当忆及十六年的求学之路,我都觉得最纯真最自在、最快乐的时光,乃是在北京路小学度过的。我忘不了母校的恩泽,更忘不了两位语文老师所赐予的教悔和给我植下的理想之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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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编辑:林无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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